• 民主的地理

  • Polity IV

    一個國家有多民主呢?哪些國家的人民比較自由呢?目前,已有數十種指標被發展來衡量各國的民主/自由程度。其中,自由之家 (Freedom House) 的政治權利分數與公民自由分數經常被引用。政治權利分數由三種指標加總而成,分別是:選舉過程、政治多元和參與、政府功能,最低為 0 分,最高為 40 分。2006 年時,臺灣獲得 34 分的評價,而中國為 2 分。公民自由分數由四種指標加總而成,分別是:表達與信仰的自由、結社的權利、法律規章、個人自主權,最低為 0 分,最高為 60 分。2006 年時,臺灣獲得 55 分的評價,而中國為 15 分。

    政體四代 (Polity IV) 是另一套經常被使用的簡單指標。這套指標的刻度從 -10 到 10,正值代表民主國家、負值代表專制國家。目前,臺灣獲得 10 分的最高評價,代表完全的民主國家。而中國的分數為 -7 分。其實,1990 年時臺灣只獲得 -1 分的評價,仍然算是專制國家。1992 年臺灣完成國會民選,評價大翻身,由 -1 分躍升為 7 分。1996 年臺灣完成總統民選,評價再提升為 9 分。2004 年,臺灣的政體進一步確認為 10 分。不過,我們也不難發現臺灣成為民主國家的歷史其實還很短。

    諸如此類,衡量各國民主/自由程度的指標還有數十種,從 1990 年起的數據都可以在 World Freedom Atlas 查詢。雖說指標有數十種,其實畫成地圖後,型態都差不了多少。亦即,歐洲、美洲、環太平洋地區比較民主/自由;亞洲、非洲的國家除了少許例外,大多不民主/自由。

    值得注意的是,民主國家的經濟通常也比較發達。政治學家 Lipset 認為經濟發展是民主化的必要條件,也就是著名的社會必要說 (social requisites)。在 Lipset 之後,出現大量的實證研究試圖證實這個說法。不過,另一派學者的意見正好跟 Lipset 相反,他們認為先有民主,才能促進經濟發展。在這裡,我暫時不討論第二種說法。

    實證研究通常以迴歸來檢驗經濟促進民主的說法。典型的迴歸式如下:

    政體分數 = β0 + β1*ln (人均 GDP) + ε

    幾乎所有的研究都顯示 β1 是正的。亦即,人均 GDP 愈高,民主程度也愈高。不過,問題出在誤差項 ε 具有明顯的空間自相關。這意味著兩個方面的問題。就技術面而言,誤差項具有自相關,則以最小平方法估計 β1 缺乏有效性 (inefficient)。就實質面而言,人均 GDP 不足以解釋民主程度的空間聚集現象,以致於誤差項仍殘留空間聚集。可惜的是,過去的研究幾乎都有意無意地迴避這個問題。

    我們先回頭看看民主程度的地圖。顯而易見地,民主國家的鄰國通常也是民主國家、專制國家通常也被專制國家包圍。少許的例外屈指可數,例如:專制的白俄羅斯被民主國家包圍、民主的印度與專制國家為鄰。但整體而言,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與其鄰國是類似的。地緣政治學家早就注意到這個現象,因而提出骨牌效應 (domino effect) 的說法。亦即,若一個國家的鄰國淪陷於專制政體,則這個國家的民主也會搖搖欲墜。就是在這樣的戰略思考下,冷戰時民主國家陣營才要從軍事上、經濟上援助位於前線的民主國家,以防止專制政體擴散。反過來說,當 1989 年波蘭率先推翻共黨專制後,竟造成星火燎原之勢,使民主化浪潮擴散至整個東歐。

    由此可見,當我們討論經濟發展與民主程度的關係時,若忽略鄰國間的相互影響是不切實際的。政治學家 Michael Ward 與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(2007) 修改傳統的迴歸模型,成為下列式子:

    政體分數 = β0 + β1*ln (人均 GDP) + ρ*鄰國政體分數 + ε

    他們的估計結果顯示,β1 = 0.99,ρ = 0.56,皆達到統計顯著水準。乍看之下,人均 GDP 之對數值增加 1 單位,政體分數好像會增加 0.99 分。不過,這只是直接的影響。別忘了這 0.99 分的提升也會為鄰國帶來民主紅利,而鄰國的民主化又會回饋給人均 GDP 增加的這個國家。因此,人均 GDP 之對數值增加 1 單位,政體分數不只增加 0.99 分。

    為了更精確地說明這個概念,我們把迴歸式改寫成矩陣型式:

    Y = ρWY + Xβ + ε

    其中,Y 代表政體分數,W 界定兩兩國家之間是否為鄰國 (鄰國為 1,否則為 0,再列標準化)。W 乘上 Y,即為鄰國政體分數之平均值。X 代表人均 GDP 之對數值。這個式子的右手邊也有 Y,如果我們把 Y 移到左手邊,可解出 Y 的期望值為:

    E (Y) = ((I - ρW)^-1)*Xβ

    我們可以發現,X 對於 E (Y) 的影響幅度除了被 β 決定以外,還被 (I - ρW)^-1 決定。後者稱為空間乘數 (spatial multiplier),即為鄰國間互相回饋的效應。對於每個國家而言,空間乘數都不一樣大,這與其相對位置有關。

    這裡,我以中國為例。2008 年中國的人均 GDP 是 3315 美元。假設今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為 10% (應該不可能),對於中國的民主化有多少幫助呢?考慮空間乘數後,中國人均 GDP 之對數值增加 1 單位,政體分數不只增加 0.99 分,而是 1.1 分。不過,3315 成長 10%,對數值只增加 0.095。因此,10% 經濟成長率只能使民主程度的期望值增加 0.1 分。影響幅度有限。

    假如中國連續十年的經濟成長率都是 10% 呢?如此,十年後中國人均 GDP 達到 8598 美元,對數值增加 0.95,可使民主程度的期望值增加 1 分。現在是 -7 分,即使以天方夜譚的經濟成長速度發展十年,也只不過變成 -6 分。想以經濟成長來帶動民主化,真是杯水車薪呀!

    當然,中國的民主化對臺灣來說絕對是好事一件。如果我們根據距離設定臺灣有三個鄰國,而中國是其中之一。當中國的民主程度增加 1 分時,臺灣三個鄰國的平均增加 0.33 分。0.33 乘上 ρ (0.56),得到 0.19,這就是臺灣的民主紅利。

    以上分析,所謂鄰國都是根據地理距離來界定。然而,有些國家之間雖然相隔遙遠,但關係非比尋常。例如,美國對臺灣的影響顯然遠遠超過菲律賓。因此,界定鄰國關係的 W 矩陣可以有更細緻的設定。Nathaniel Beck、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與 Kyle Beardsley (2006) 的文章「空間在地理之上」(Space Is More than Geography) ,便利用貿易依存度來界定鄰國關係。他們發現,當貿易伙伴與地理鄰國分開來看時,前者的影響幅度大於後者。然而,若將兩者同時放進迴歸式裡,則貿易伙伴的影響力就不顯著了。他們認為,貿易依存度本身受到地理距離的影響。因此當兩者同時考慮時,貿易伙伴的影響就被地理鄰國的影響解釋掉了。

    雖然如此,他們的文章仍然給我們很大的啟發。所謂的鄰國,未必是地理距離上的關係。如果貿易依存度可以用來界定鄰國關係,那麼區域組織、共同市場、軍事同盟等等,當然也可以。如此一來,民主的地理就進一步普遍化為民主的空間了。


    延伸閱讀:
    Ward, Michael, 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(2007) An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s in the Social Sciences.

    Beck, Nathaniel,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, and Kyle Beardsley (2006) Space is more than geography: using spatial econometric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.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, 50, 27-44.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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