民主的地理
一個國家有多民主呢？哪些國家的人民比較自由呢？目前，已有數十種指標被發展來衡量各國的民主/自由程度。其中，自由之家 (Freedom House) 的政治權利分數與公民自由分數經常被引用。政治權利分數由三種指標加總而成，分別是：選舉過程、政治多元和參與、政府功能，最低為 0 分，最高為 40 分。2006 年時，臺灣獲得 34 分的評價，而中國為 2 分。公民自由分數由四種指標加總而成，分別是：表達與信仰的自由、結社的權利、法律規章、個人自主權，最低為 0 分，最高為 60 分。2006 年時，臺灣獲得 55 分的評價，而中國為 15 分。
政體四代 (Polity IV) 是另一套經常被使用的簡單指標。這套指標的刻度從 -10 到 10，正值代表民主國家、負值代表專制國家。目前，臺灣獲得 10 分的最高評價，代表完全的民主國家。而中國的分數為 -7 分。其實，1990 年時臺灣只獲得 -1 分的評價，仍然算是專制國家。1992 年臺灣完成國會民選，評價大翻身，由 -1 分躍升為 7 分。1996 年臺灣完成總統民選，評價再提升為 9 分。2004 年，臺灣的政體進一步確認為 10 分。不過，我們也不難發現臺灣成為民主國家的歷史其實還很短。
諸如此類，衡量各國民主/自由程度的指標還有數十種，從 1990 年起的數據都可以在 World Freedom Atlas 查詢。雖說指標有數十種，其實畫成地圖後，型態都差不了多少。亦即，歐洲、美洲、環太平洋地區比較民主/自由；亞洲、非洲的國家除了少許例外，大多不民主/自由。
值得注意的是，民主國家的經濟通常也比較發達。政治學家 Lipset 認為經濟發展是民主化的必要條件，也就是著名的社會必要說 (social requisites)。在 Lipset 之後，出現大量的實證研究試圖證實這個說法。不過，另一派學者的意見正好跟 Lipset 相反，他們認為先有民主，才能促進經濟發展。在這裡，我暫時不討論第二種說法。
實證研究通常以迴歸來檢驗經濟促進民主的說法。典型的迴歸式如下：
政體分數 = β0 + β1*ln (人均 GDP) + ε
幾乎所有的研究都顯示 β1 是正的。亦即，人均 GDP 愈高，民主程度也愈高。不過，問題出在誤差項 ε 具有明顯的空間自相關。這意味著兩個方面的問題。就技術面而言，誤差項具有自相關，則以最小平方法估計 β1 缺乏有效性 (inefficient)。就實質面而言，人均 GDP 不足以解釋民主程度的空間聚集現象，以致於誤差項仍殘留空間聚集。可惜的是，過去的研究幾乎都有意無意地迴避這個問題。
我們先回頭看看民主程度的地圖。顯而易見地，民主國家的鄰國通常也是民主國家、專制國家通常也被專制國家包圍。少許的例外屈指可數，例如：專制的白俄羅斯被民主國家包圍、民主的印度與專制國家為鄰。但整體而言，一個國家的民主程度與其鄰國是類似的。地緣政治學家早就注意到這個現象，因而提出骨牌效應 (domino effect) 的說法。亦即，若一個國家的鄰國淪陷於專制政體，則這個國家的民主也會搖搖欲墜。就是在這樣的戰略思考下，冷戰時民主國家陣營才要從軍事上、經濟上援助位於前線的民主國家，以防止專制政體擴散。反過來說，當 1989 年波蘭率先推翻共黨專制後，竟造成星火燎原之勢，使民主化浪潮擴散至整個東歐。
由此可見，當我們討論經濟發展與民主程度的關係時，若忽略鄰國間的相互影響是不切實際的。政治學家 Michael Ward 與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(2007) 修改傳統的迴歸模型，成為下列式子：
政體分數 = β0 + β1*ln (人均 GDP) + ρ*鄰國政體分數 + ε
他們的估計結果顯示，β1 = 0.99，ρ = 0.56，皆達到統計顯著水準。乍看之下，人均 GDP 之對數值增加 1 單位，政體分數好像會增加 0.99 分。不過，這只是直接的影響。別忘了這 0.99 分的提升也會為鄰國帶來民主紅利，而鄰國的民主化又會回饋給人均 GDP 增加的這個國家。因此，人均 GDP 之對數值增加 1 單位，政體分數不只增加 0.99 分。
為了更精確地說明這個概念，我們把迴歸式改寫成矩陣型式：
Y = ρWY + Xβ + ε
其中，Y 代表政體分數，W 界定兩兩國家之間是否為鄰國 (鄰國為 1，否則為 0，再列標準化)。W 乘上 Y，即為鄰國政體分數之平均值。X 代表人均 GDP 之對數值。這個式子的右手邊也有 Y，如果我們把 Y 移到左手邊，可解出 Y 的期望值為：
E (Y) = ((I - ρW)^-1)*Xβ
我們可以發現，X 對於 E (Y) 的影響幅度除了被 β 決定以外，還被 (I - ρW)^-1 決定。後者稱為空間乘數 (spatial multiplier)，即為鄰國間互相回饋的效應。對於每個國家而言，空間乘數都不一樣大，這與其相對位置有關。
這裡，我以中國為例。2008 年中國的人均 GDP 是 3315 美元。假設今年中國的經濟成長率為 10% (應該不可能)，對於中國的民主化有多少幫助呢？考慮空間乘數後，中國人均 GDP 之對數值增加 1 單位，政體分數不只增加 0.99 分，而是 1.1 分。不過，3315 成長 10%，對數值只增加 0.095。因此，10% 經濟成長率只能使民主程度的期望值增加 0.1 分。影響幅度有限。
假如中國連續十年的經濟成長率都是 10% 呢？如此，十年後中國人均 GDP 達到 8598 美元，對數值增加 0.95，可使民主程度的期望值增加 1 分。現在是 -7 分，即使以天方夜譚的經濟成長速度發展十年，也只不過變成 -6 分。想以經濟成長來帶動民主化，真是杯水車薪呀！
當然，中國的民主化對臺灣來說絕對是好事一件。如果我們根據距離設定臺灣有三個鄰國，而中國是其中之一。當中國的民主程度增加 1 分時，臺灣三個鄰國的平均增加 0.33 分。0.33 乘上 ρ (0.56)，得到 0.19，這就是臺灣的民主紅利。
以上分析，所謂鄰國都是根據地理距離來界定。然而，有些國家之間雖然相隔遙遠，但關係非比尋常。例如，美國對臺灣的影響顯然遠遠超過菲律賓。因此，界定鄰國關係的 W 矩陣可以有更細緻的設定。Nathaniel Beck、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與 Kyle Beardsley (2006) 的文章「空間在地理之上」(Space Is More than Geography) ，便利用貿易依存度來界定鄰國關係。他們發現，當貿易伙伴與地理鄰國分開來看時，前者的影響幅度大於後者。然而，若將兩者同時放進迴歸式裡，則貿易伙伴的影響力就不顯著了。他們認為，貿易依存度本身受到地理距離的影響。因此當兩者同時考慮時，貿易伙伴的影響就被地理鄰國的影響解釋掉了。
雖然如此，他們的文章仍然給我們很大的啟發。所謂的鄰國，未必是地理距離上的關係。如果貿易依存度可以用來界定鄰國關係，那麼區域組織、共同市場、軍事同盟等等，當然也可以。如此一來，民主的地理就進一步普遍化為民主的空間了。
延伸閱讀：
Ward, Michael, and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 (2007) An Introduction to Spatial Regression Models in the Social Sciences.
Beck, Nathaniel, Kristian Skrede Gleditsch, and Kyle Beardsley (2006) Space is more than geography: using spatial econometrics in the study of political economy.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, 50, 27-44.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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